高奇琦：进入深度化数字世界国家治理能力要跟

　　高奇琦：进入深度化数字世界国家治理能力要跟上推荐入选论文的共同特点是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和学界动态，善于发现和提炼问题，彰显学术论文的创新性、学理性、科学性品质，并具有一定前瞻性和开拓性。

　　澎湃新闻记者与上海社联2023年度论文获奖者展开对谈，看上海社科学者如何在现实关切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从2010年云计算开始发展，到2013年移动互联网兴起，再到近年来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大模型等走入大众视野，这些“热点”反映的是数字化进程。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政治学研究院院长高奇琦，长期关注数字领域的前沿技术变革，他认为数字革命对国家治理能力带来多方面挑战，加强国家数字能力建设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

　　在上海社联2023年度论文《国家数字能力：数字革命中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中，高奇琦从数字秩序能力、数字赋权能力、数字创新能力三方面出发，分析数字革命对国家治理能力带来的深刻影响。

　　“元宇宙是对现实世界的复刻还是超越？实际上我们的追求不断在中间摇摆，如果数字世界完全复刻现实世界，其魅力就会减弱。”高奇琦由此指出，国家在治理时最好“软”一点，通过助推的方式，让人们逐步在虚拟空间中形成自己的良好习惯。自治是关键，因为成本更低，也是长久之道。

　　高奇琦：我们自互联网时代起开始进入虚拟世界，并走向日益深度化的数字世界。随着数字革命的到来，国家样态会如何变化？国家治理能力如何构成？这些能力会增强还是削弱？受到哪些方面的挑战，又该如何应对？数字化转型刚刚开始，回答也才刚刚开始。

　　我尝试用政治学基础理论来回答这些问题。国家治理要由国家秩序能力、国家赋权能力、国家创新能力构成。国家在保证秩序安定的基础上，要保障公众享受的公共物品得到有效供给，并在技术发展中通过创新提高生产力水平，这样才能让人民拥有较为幸福的生活。

　　但数字革命对国家治理能力带来巨大挑战。数字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又是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将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反之则会被恶意利用。比如，政府可以使用大模型技术增强治理能力，但如果被恶意使用者拿来合成新病毒，就会成为一个治理问题。

　　澎湃新闻：您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的国家数字能力建设有何现实意义？如何借鉴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

　　高奇琦：很多人直觉以为，数字化背景下的国家治理能力会增强，但实际未必如此。首先，技术的最先使用者不是国家而是企业，而政府对技术变化的应对多半缓慢。如果政府反应太快，就可能将创新扼杀在摇篮中。如何保证公平无误, 成为一大治理难题。其次，企业、社会组织运用技术比政府更快。比如，大模型技术会最先应用在企业，然后才是政府部门。最后，国家较难拥有和企业一样强的数字能力。因为技术人才的用人成本较高，而政府部门除了引进人才，更需要建立创新体系，这些都是挑战。

　　为了应对国家数字能力建设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政府有时会通过委托治理机制做出调整，但这种做法比较被动。如果政府部门对技术的理解受限，就难以对其治理。我希望这篇论文的研究成果，可供相关部门决策参考。

　　美国和欧盟在数字化进程中的做法可供借鉴。美国是“让子弹飞一会”，在数字治理中采取“弱监管”甚至不监管，鼓励企业创新。企业可以自行制定规则，政府更多的是确认规则。欧盟则是在制定法案时快、准、狠，精准打击美国对其领域的影响。但由于政府规制较多，不利于企业发展，导致生产力较弱。中国可以借鉴美国、欧盟两方面的数字治理经验，在探索试点做法中广泛征求意见，通过政府监管使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达到互相协调。

　　澎湃新闻：传统社会向数字社会转型中，出现了数字世界中的“数字虚无主义”“恶元素”，国家应如何加强数字秩序能力应对此类挑战？

　　高奇琦：数字世界会形成新秩序。比如，当我们进入元宇宙空间时，那里会重新设定角色、情节、环境，也会设定价值观，构成一个新世界。某种程度上，这个世界相对独立于我们生活的物理世界，因为它可以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这也是数字空间最初吸引人进入的原因，它是对物理世界规则的“悬置”，玩家在其中可以找到自己的兴奋点、精神世界的寄托，带来一种“数字虚无主义”的精神状态。

　　从国家治理角度讲，互联网上没有法外之地。物理世界的秩序能否完全覆盖数字世界的新秩序？这个问题值得讨论，比如元宇宙中发生的性骚扰，是否需要受法律约束等问题。这类“恶元素”产生的全新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究竟是在新空间中建立新秩序，还是将物理世界的秩序延伸到数字世界。

　　因此，如何建立数字世界中的秩序，是重新复制物理世界还是再做新调整，这是一个开放性问题。未来有一天，如果大多数人都将被数字世界所裹挟，我们就要提前思考和准备，建立相关规则，因为那时更需要国家加强监管。

　　澎湃新闻：当前，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放大了个体声音，同时数字利益受损，国家应如何加强数字赋权能力，实现更为公平的社会分配和权力赋予？

　　高奇琦：如今，社交媒体平台放大个体声音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负面的声音。要想让数字世界更加真实公平，是件极其困难的事。从数字技术上讲，人工智能的算法逻辑是“放大”，造成流量的集中化，因此头部流量尤其大，腰部、尾部流量则基本可以忽视，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为此，国家可以通过制定政策做出调整，限制头部流量的聚集。否则，头部流量的“吸附效应”可能会加剧资本力量流入，产生其他问题。

　　同时，流量经济使得一些个体拥有更大话语权，造成对现实世界的扭曲，这一现象未来会更加复杂。人们往往希望在彼岸的数字世界，寻求现实世界无法实现的愿景，以为可以在其中感受到平等。然而，受算法等技术影响，会出现信息茧房、极化效应等问题。虽然国家层面可以从中进行一定的政策干预，但也会产生新的荒谬，打乱正常节奏。如果不干预，又有可能出现一些极化的表达，甚至可能影响国家安全，这里涉及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问题。

　　我认为，现在所谓的“数字”不仅指老年人，技术发展太快了，我们很多人都可能会不小心成为其中一员。如果通用人工智能在未来2至3年后到来，世界面貌将大为改观，一些岗位就有可能被取代，这些被取代的人就会成为新的数字。因此，国家治理在这一数字化进程中要有所作为。

　　澎湃新闻：平台化问题对国家创新能力带来挑战，国家应如何加强数字创新能力，激发社会参与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高奇琦：国家可以通过建设公共性平台，招募学校、科研院所中受过正规训练的“白衣骑士”，以及我们所谓的“民科”这类“灰衣骑士”，激发社会参与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其实，我们今天的“专业化”是在工业文明背景下形成的，但随着大模型技术的发展，未来的人才一定会走向“通才”。“民科”如果对专业领域有非常强烈的兴趣，经过长时间学习，甚至比某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研究得还要精深，那么这类人才在数字化进程中，也可以被国家招募，参与到创新能力建设中，弥补国家数字人才缺口。

　　澎湃新闻：地震等重大突发事件都引发了强社会舆论，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部分非理性声音，国家应如何加强数字能力建设来应对快速数字化变迁？

　　高奇琦：不能就事论事。关键是，在未来的数字化进程中，培养数字空间中的理性声音，从源头上考虑和治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其中也存在矛盾，比如，元宇宙是对现实世界的复刻还是超越？实际上我们的追求不断在中间摇摆，如果数字世界完全复刻现实世界，其魅力就会减弱。因此，国家在治理时最好“软”一点，通过助推的方式，让人们逐步在虚拟空间中形成自己的良好习惯。自治是关键，因为成本更低，也是长久之道。

　　澎湃新闻：您在论文中提出，国家数字能力可从自主性、嵌入性两方面展开构建，请以智慧城市建设为例，政府应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加强政府的数字能力？

　　高奇琦：“嵌入性”，类似委托代理，指的是治理完全交给平台。“自主性”，指的是自己定规则。这两者要平衡。嵌入性的好处是成本低，但缺点在于平台有自己的商业逻辑，企业首先要考虑的是盈利目标和对股东负责，而国家要对整个社会负责，所以自主性和嵌入性之间存在紧张关系。

　　我们现在很多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经常采用“发包”的做法，通过企业招标落实数字化设施建设，等项目完成后再交由政府的承运公司运营。这就要注意政府的自主性问题，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动态过程，如果政府不理解自己的需求，就可能出现由企业提出的方案很快过时的结果，后期难以根据变化灵活调整。因此，政府数字化项目论证的初期阶段，专家、民众都要参与进来，不能等完成后再告知。

　　澎湃新闻：您当前在学术研究中存在哪些困惑？计划2024年重点研究哪些课题？

　　高奇琦：大模型技术的快速发展将加快通用人工智能的到来，这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如何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治理，国家方面并没有准备好。这一问题非常棘手，我近期比较关心。大模型技术在发展中会产生三类问题。

　　一是“失业”，被替代的人将转向什么岗位？如果产生大范围的失业，保障能力能否跟得上？这些都有待解决。

　　二是“失序”，Midjourney等人工智能图像生成器产生的虚假图文信息将海量出现，时间久了人们会对很多事情失去信任，我们还没想好应对之策。

　　三是“失控”，如果通用人工智能发展到拥有了自我意识，被恶意使用者所利用该怎么办？

　　对于以上问题，我计划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展开研究。这也是全球治理问题，需要世界形成共识性的规则。

　　事实上，大模型技术是一种先进生产力，没有人可以阻止其发展。如果一个国家不及时赶上这一生产力浪潮，就会在国际市场中失去竞争力。因此，其产生的问题未来肯定会逐一显现，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近期，大模型技术的狂飙式发展已经远远超过预期，研究相关的治理问题时间紧迫。